|
梁启超本质上是个新闻人物，他做学术其实是从现实出发。梁启超涉及到的面太多，事事他都插了一脚，但很多东西都是开了一个头，没有做下去。 2014年4月，解玺璋新著《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出版。书中，梁启超的政治求索被追溯到19世纪初由洪亮吉、龚自珍开始的“自改革”。 解玺璋认为，龚自珍在1814年前后提出的“自改革”，是对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前，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问题意识的体现。按照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的概括，当时清帝国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因恐惧而变得小心的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权力滥用；怎样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知识精英；怎样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自改革”推动了清代学术变革及洋务运动，后两者却最终被1894年的甲午战争证明失败。梁启超时代随即开始。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24岁的总教习梁启超是中国政坛上毁誉参半的明星。1898年到1912年，他作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通缉的要犯流亡在外。1912年到1917年，他是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局长，而后退出政坛。1918年以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在巴黎期间，梁启超把章宗祥与日本签订秘密借款合同、陆徵祥将在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电传给林长民、汪大燮。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在与亲友往来的书信中，梁启超例数了政权更迭带来的乱象： “党人纷纷抢机关、抢饭碗。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起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 写这些信的时候，启超正因“历史关系”，“邮电往来常被检查”。 梁启超一生随中国转型浪潮沉浮。政敌自不必说，即便朋友，对他的评价也常毁誉参半。对解玺璋而言，梁启超就像一座山，他一直在那里，但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有时从这个角度看见，有时从那个角度看见。 1979年，在大学的中国新闻史课堂上，因为选作“梁启超和《时务报》”的论文，解玺璋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把梁启超主持下的69册《时务报》通读一遍。从第二期连载至第二十几期的《变法通议》，让1970年代末的学术青年极为震动——历史螺旋状向上，中国又处于新一轮“自改革”的起点。 1980年代，解玺璋一度想研究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但他发现，梁启超的文学主张是他不能接受的。当时都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梁启超是这个东西的祖师爷”。 1995年，北京开世界妇女大会。借“世妇会”东风，解玺璋受邀写一本《中国妇女向后转》。当时各地报刊热烈讨论中国还没有淑女，再之前《渴望》热播，“刘慧芳”红遍大江南北。“向后转”从这些时代症候出发，讨论晚清自1949年之后中国妇女观念的变化。解玺璋与梁启超“那伙人”不期而遇——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的自新有一半责任在妇女身上，有新女性，才会有新母亲，有新母亲，才会有新民。 2008年，有人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拍回一两万张晚清老照片，想做一套以“绝版”命名的“图说”丛书——绝版袁世凯、绝版李鸿章、绝版恭亲王……解玺璋接下了《绝版梁启超》。他的头一个功课是通读1983年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边看边做两件事：排梁启超的大事年表和人际关系。 两三年时间里，与梁启超有关的资料慢慢武装起解家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绝大部分资料是公开出版物（广东顺德县编纂的《麦孟华文集》是例外）。解玺璋很快发现，梁启超不是“图说”格局可以装下的。从1895年到1929年，社会共识极匮乏的中国社会转型期，梁启超几乎无役不予。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几乎都与他有或远或近、或敌或友的关系。如果梁启超是大树的主干，与他有关的人就是伸出的枝杈。2012年，解玺璋出了上下两部《梁启超传》，两年后又写出《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2014年4月，《君主立宪之殇》的出版沙龙上，梁启超是“配角”，8位发言者中有5位，把注意力投放在与梁启超有关的“周边概念”上：光绪帝、康有为、戊戌变法、君主立宪、革命的合理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援引李泽厚的观点：“中国式自由主义以康有为为代表。”学者王焱认为：“康有为符号化了，成了君主立宪的化身。其实康有为是传统法家式的人物。对比清宫的档案，康有为在幕后策划的百日维新变法，其实并没有立宪的内容。”
| 
置顶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