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新权威主义能否主导新一轮改革

阳光帅锅

新权威主义能否主导新一轮改革？是当今社会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什么叫新权威主义，在座很多青年朋友不一定清楚，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的历史与新权威主义讨论的背景。

一，百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新权威主义浪潮

新权威主义是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我们可以从后发展国家议会制失败后上台的政治强人那里观察到这种政治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讨论兴起时，我曾对新权威主义作了以下定义：这是“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形成的、具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这个概念是根据二十世纪亚洲与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概括出来的。墨西哥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迪亚士总统，被称为墨西哥现代化之父，他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1914年后的袁世凯可以说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他在二次革命镇压了政治反对派之后，建立起议会制外壳下的强人政治，大力发展实业，引进外国教育，颁布商法，在政治稳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每年达12%以上，1914年以后几年，被史家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由于袁世凯本人的帝制运动，使他名声扫地，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混战，表明这是一种质量很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1928年国民党统一以后到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也很快，可以说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第二波浪潮。然而，由于中国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八年抗战把这个弱势新权威主义资源耗尽拖垮。最后也失败了。

毛泽东在七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体制下，有节制的发展资本主义，五种所有制并存，就政治形态而言，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是一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但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放弃了这一正确选择，抛弃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搞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最终造成文革灾难而失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取代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自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百年，就是中国在寻找适合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现代化模式的过程，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最终还是走上了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路径，虽然不同时代的结构特点与政治资源有所不同。

二，邓小平如何走上新权威主义的发展道路

那么，邓小平是如何走上新权威主义道路的呢？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稳定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两点论，第一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点，只要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能让生产力充分得到发展的所有制都可以采用。这两个界线从逻辑上就会引伸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路径。

在八九之交事件与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两大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之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江泽民正是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通过分税制、国有体制转制与参加WTO，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胡温体制正是在江泽民时期实现经济转型成功的基础上，迎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在十年里。国民总说值从12万亿达到五十万亿。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新权威主义体制为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上的保障。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包括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文化创新力的弱化与人文价值的缺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