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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以翻译名，他译萧红、萧军、巴金、老舍、朱自清、端木蕻良，译白先勇、李昂、朱天文、朱天心、王祯和，译苏童、贾平凹、王安忆、刘恒、刘震云，当然，最为人所知的还有莫言。对于这样一位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翻译家，译作堪称卷轶浩繁，我们以往多视为单纯的译者及一本《萧红传》的作者，或许未虑其对华语文学的看法。这自然是一种熟视无睹，那葛浩文的文论集《论中国文学》的出版，或可补全其一较为完整的样貌：翻译中国文学的背后，有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怎样的视界。 可以说，葛浩文的中国文学观，“奠基”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自己讲，“夏先生有关各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论与看法以及他小说史之全般观点与方法，都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朋友们所遵奉的指南针”。《中国现代小说史》初刊于1961年，后有若干增订，成为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性著作，其时亦正是葛浩文学习汉语及文学之始，“指南针”之说不虚矣。后来，在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 历史及鉴赏指引》中，葛浩文负责撰写1917至1949年间中国小说概论一章，其分期大致脱胎于夏志清的著作，观点亦无太多出入，唯有对巴金的看法不太一样。夏志清对巴金没有太高的评价，葛浩文虽也指出巴金的若干缺点，但仍认为，“若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受欢迎及最有名气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地，巴金在文坛的地位是仅次于鲁迅的”。 葛浩文研究过许多作家，如萧红、萧军、柏杨、莫言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有一个立论的“定心石”，就是鲁迅。他感兴趣的作家大多和鲁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有过交往，抑或在创作上有着某种承继，细心的梳理辨析总是有益处的。如他直接写了一篇《鲁迅和他的“门徒”》，列出鲁迅的同道(朋友或弟子)，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叶紫、黄源、柔石、瞿秋白、韦素园等，其结局都不太妙，或英年早逝，或倒于枪口下，或在清洗中厄运连连，“即使像丁玲这种仅只和鲁迅门徒亲近而与鲁迅自己不熟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反映出葛浩文的某种研究偏好，或说性格的特质。 萧红是葛浩文倾注了极大心力的作家，不仅翻译了她的许多作品，并写出一本《萧红传》(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论中国文学》中有几篇是关于萧红，篇篇与鲁迅有关，《谈萧红与鲁迅》、《萧红与阿Q》：前者在香港《抖擞》杂志上刊发，介绍萧红与鲁迅的交往，尤其重点论说香港读者未必熟悉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后者有创见地提出萧红笔下的马伯乐，与阿Q形象的关联，“(阿Q )是否真的转世为人，‘又是一条好汉？’从某个角度来看，答案不仅是肯定，而且是借鲁迅最偏爱的年轻弟子之一，东北女作家萧红的笔出现。” 在《禁脔》中，葛浩文集中论述了莫言之于鲁迅作品主题的某种承继。所谓“禁脔”，意指同类相食，《药》中的血馒头，《狂人日记》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莫言显然对此范畴的题材颇有兴趣，不止一篇作品加以表现，如《弃婴》、《灵药》，更以长篇小说《酒国》构筑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对鲁迅之“救救孩子”的呼应，但“70年后，中国社会究竟有了什么改变？”昔日的“狂人”除去愤怒又该如何，“他没有开枪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莫言在暗示，我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要步上了丁钩儿(小说主角)的后尘。” 而葛浩文论述台湾作家柏杨(原名郭衣洞)时，步步紧扣着鲁迅。从文艺道路，都是从小说写作，“换成另一种更为尖锐的文学类型，也就是鲁迅所擅长的杂文”，而区别在于，鲁迅的小说较之其杂文，生命力要长久得多，但柏杨恰是“杂文比小说长命”。柏杨近似鲁迅的是其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注，“反映当时的时代之外，还能把人性的黑暗面挖掘出来”(聂华苓语)。柏杨自己也说，“自从白话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我的小说倒是学鲁迅的……”葛浩文写《小说柏杨》，几乎就是柏杨受鲁迅影响论，或平行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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