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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坐在我卧室角落的单人沙发上，用我熟悉的局促姿态。
我睡眼惺忪地问：“奶奶，你怎么在这里？”
她唤我的小名，说：“你总是去到很远，远到我看也看不见的地方。”说完她长长叹了口气。这句话里没有疑问或责难，而是一句陈述，它的平铺直叙让我不知该怎样应对，所以我沉默，并在等待她再次开口的间隙打量她：身上的衣衫是簇新的，她的气色良好。这让我松了口气。随后我意识到，这大概是因为死亡已取得优先控制权，所以顺利完成任务的病痛可以离她而去，衰老也无需步步紧逼，慷慨地退回到某个合适的程度。奶奶的面容回到了她六十多岁的时候，又或许是七十。谁又说得出其中的区别呢？
但是她也陷入了沉默，似乎只是为说这句话而来。片刻之后她说：我要走了，你睡吧。
我没有与她道别，她停留过的地方只剩下一道浓浓的暗影。
我一直错过与她道别的机会。现在，距离她的葬礼已经过去3个多月的时间，我坐在凌晨3点的黑暗中再次错过与她说再见的机会，或许也是最后一次错过。因为我有种感觉，奶奶不会再来了。
“真是麻烦你了。”她以前常这样对我说。
人老到一定程度，年纪就成为他们唯一的特点，轻易被抹去所有性格特征与喜好爱憎。有时我会想，人老了以后能做些什么呢？
绝大多数时候，我的奶奶只是神情紧张地坐着。她失去了大部分视力，即便有人陪伴，她也不爱交谈，更喜欢沉默地端坐。不提过往，不提病痛。 “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她曾说。但她沉默了太久，已没有人再追问这其中的愁苦。她很早就从贫困的生活、不幸的婚姻里获得了生命的真相：不过是各自承担与忍受。既无人懂得，就合血咽下。然后倔强地贯彻始终。
既无人懂得，又何必诉说。
在她病危之际，我连夜开车回去看望，包里正好有刚领到的一笔翻译稿费，拿出来与破损的信封一并交给父亲，说：“或许用得着。”一个星期后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墓地准备好了，价钱不多不少正是稿费的数目。挂电话前他问：“你翻译的那本书叫什么？”
“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父亲说“哦”，然后挂了电话。
奶奶在知道墓地置办妥当的半小时后辞世。姑姑发现她已将葬礼需要的旧衣、鞋袜统统准备好并放置一边。“好像她什么都知道。”父亲说。
那几天，为了不错过北面书房的电话，我已经在沙发上睡了好几晚上。但电话终于响的时候，我却不在。电话由书房座机转到我的手机，父亲只在电话里说了六个字：“你抽空回来吧。”
结束朋友聚会，回住处拿上客厅的行李袋就连夜出发。开车穿越灯光明亮的隧道。生命的单行道，无从更改，无法摆脱。行李袋里除了简单的换洗衣物，还有一大块黑色苎麻布料，三盒蚊香以及两包一次性塑料水杯。苎麻裁了孝衣，蚊香和水杯是为守夜准备的。
棺木在离家前，要敲碎一块瓦片，抬棺人的脚步要前后进退三次。
多年前的一个夏夜，我送她回住处。她的视力已经开始恶化，一路上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像抓住尘世里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在暮色里走了许久，只为走过一段500米的路。蝙蝠悄无声息地在我们头顶盘旋，迅疾而精准地接近再躲开一切障碍，不知疲倦。它们的飞行速度让我们的脚步更显缓慢。到门口的时候，奶奶回头郑重地说：“谢谢。”
我一边挥舞手臂驱赶因灯光而聚拢来的飞蛾，一边说：“不用谢。”但如果我说了再见，那看起来该是一场多么正式的挥手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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