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她叫方淑珍。这是她的故事。
她嫁到唐家时，年仅十六。夫君未曾谋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到了这栋老屋子。木梁在阴湿的空气里有股霉味。
她的夫家殷实得很。公公是乡里的大地主，平日待下人极好。夫君是教书先生，长得秀气，温文尔雅，沉得像那扇门。
她忘了出嫁那天的情形。是否有八抬大轿，凤盖掩面，锦袍加身，大箱的嫁妆如流水，来往的宾客如流水。只记得就那么嫁了进来，日子和出嫁前无二，只是姓前缀了个唐，祠堂里的牌位都早早写好了。她该被子孙后代呼作“唐方氏”。
后来，她生了一胎又一胎，如那个年代的妇女一般。三儿三女，夫君给他们取了名，据说很讲究，要查族谱，正辈分，占一卦生辰八字，翻字典，再定名。她也不在意，“阿囡”、“阿弟”的叫，听得到就好。
那段日子大概是快乐的。她未曾出过乡里，见过城里人的生活，只是每日早起，伺候夫君更衣洗漱，备好碗筷，再坐上一天，做针线，或和串门的熟人唠嗑，到点了，赶着一帮崽，去买些菜，煮好，等夫君回来。等天黑，和被就睡。一天就这么过了。一天天就这么过了。
似乎没什么好，但似乎也很好。就像门前那条溪水，流啊流，不知道何时是个头，但总归是在流着。
直到有人来乡里，说要改造了。公公被抓去批斗，当着全乡人的面，绑绳，下跪，被踢，被唾，回家后，一气不起，归了西。夫君的斯文也都扫了地，公公的帐都算到他头上。身子本就弱，一拖一拽，也受不住，去了。
家里的木梁忽的断了。老屋子被收了，财产被缴了，只能寄居在亲戚家，但冷眼如苍蝇，嗡嗡绕。她那会儿不过三十出头，最大的儿子刚齐肩，最小的正在打滚，却都张着嘴，要吃饭。能怎么办？只有忍、忍、忍，能挨一天是一天。
乡里还是那个乡里，牛照旧耕地，秧苗到了时节照拔。只是偌大个家，就只她一个。那么多活儿，不管是男干或女做，都由她来。她是牛，她是秧，她是越来越老的牛，常死常生的秧。
也不是没人来劝过她，改嫁吧，趁岁数还不大，但偏偏就着了魔，中了咒，不肯。说不上什么原因，五十年后再谈起，也说不清当日执拗，只是不肯，就是不肯。她一直记着祠堂那块牌位的位置。和上面的字。
她不得不把大女儿送给了别家，又断了二女儿、小女儿的学费，让她们早早嫁人。女儿们都怨她，但转过头，她只会告诉三个儿子，要好好读书，走出乡里，出去闯，赚大钱，回来后，把倒了的祠堂修好，把没了的牌位补齐，唐家还会是唐家。
于是大儿子偷渡去了香港，娶了个富家小姐，开了家电店，寄了好多汇款单回家。二儿子上长沙读大专，通知书到乡里那天，她挨个的敲邻里门，把那张纸传得皱巴巴的。三儿子后来也到了市里，摸打滚爬，开了五金店，让她搬过去住。
而她依旧守在乡里，站在门前。定时到别家家里打个电话，听听儿子们的声音。把他们寄回的钱数清，叠好，压在箱底，算准了离过年还有几天时，要给他们每人买些什么。
家中的黄历翻了又翻，换了又换，挂黄历的墙掉了多少回漆了，像她慢慢掉色的一生。她照镜子，也发现白头发多了起来。
到她七十多岁时，她已经守了整整四十年的寡。儿子们都赚了钱了，合办了公司，风风火火，接她去了市里，在公司住下，生活无忧。倒下的祠堂也立了起来，还新建了一座，牌位都是新制的，油光可鉴。开祠那天，她摸了摸自己的牌位，又摸了摸三孙子的牌位，笑着说：“快讨个媳妇，你的牌位上就有你们俩的名了。”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去长沙开了刀，修养了大半年，但医生说老太太命硬，长命百岁。她也不理什么养生之道，照旧不吃青菜，不吃水果，不吃鱼，每吨一碗白饭，几两油腻腻的猪肉，一盘炸的肉卷，吃完喝杯茶，就很满足。
她说这是在还债，从前吃不饱，现在有得吃了，要吃回来。
今年她八十八了。米寿。儿子们给她越来越多的生活费和营养品，却越来越少陪她看花鼓戏。儿媳们各怀心思，似好非好。女儿们忽亲忽疏，只想蹭兄弟们的饭，挖公司的钱。她被叫做“老太君”，像蜘蛛网的中心，大家都和她有关，大家又都和她无关。
她或许以为，孤独那么多年，晚来可以欢乐，却不料是更热闹的寂寞，更喧嚣的寂静。她说她想回老家，但儿女们都说：“这儿不好吗？我们对你不好吗？回去干吗？”
有一次，她看着花鼓戏，忽然说：“老家有他啊。”她的眼睛愣愣的看向电视上的一副画像。那是她死去多年的夫君。
谁也不知道她的故事的细枝末节。它们都已淹没在笼统的“很久很久以前”和“应该是”之中。它们对儿孙没有多大意义，只是无休止的唠叨，可自动屏蔽。故事回到最开始，她只是个乡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得知快要出嫁了，却不知道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子，不知道“命运”。她连自己的名字怎么写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知道很多很多。
她叫方淑珍。她是我奶奶。这是她的故事。
|
|
置顶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