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年走进吉祥如意

大叔

序：

越来越觉得大年之重要：

她是最强大的心理暗示，而心理学说明，暗示可以产生巨大生命能量；

她是生命和根部能量的一次总沟通，因为集体无意识是永恒存在的，通过大年的仪轨，个体生命通过整体生命得以充电，为此，旅游过年显然是不划算的；

她是千百年来天地交融人神共庆的永恒约定，特别是除夕，需要全神贯注的守岁，因此，春晚显然是一次集体走神，是一种打扰，为此，建议把春晚提前或挪后一天。

她是生命返乡本质需求的集中预演，需要从容，需要安静，需要日程，因此，建议把春节长假再延长一些。​

她是一种回到娘怀抱的味道，有娘在的地方，就有大年，这个娘，有生身的，也有生心的。

虽然城市无法体味乡村的年味，但通过恢复年的祝福性，年味也会浓起来。祝福不分城乡。年味淡，本质上是我们把祝福性从年中剥离了。​​



正文：​​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大年是一种天意。

对我来说，大年的快乐如汪洋大海。且别说在现场，就是每一次回想，都让人的心灵为之战栗。在写完长篇《农历》之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享受的写作流程，那真是一段记忆中的黄金。如果说我这一生还有什么足以让自己庆幸的地方，那就是我拥有如此黄金。我非常感激上苍没有把我降生在城里，包括豪门显贵之家，却投放到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一个名叫粮食湾的小山村，它让我能够从童年开始就享受大年所带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快乐，销魂的快乐，无缘无故的快乐。我曾在长篇《农历》“大年”一节中写到一个细节，当五月和六月把新衣服穿上以后，正式的守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他们俩就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跑，从这个屋跑到那个屋，从那个屋跑到这个屋，没有缘故，就像两尾鱼，在年的夜色的河流里穿梭。

那种没有缘故的快乐，在我人生以后的乐章中再也体会不到了。那种快乐之所以让我那样迷恋，就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污染的快乐，没有任何杂质的快乐，纯天然的快乐。这个快乐我现在还说不透，它到底为何如此让人怀念，让人感动，让人难以忘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跟大年有关。

也许大年它本身就是童年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人类的童年，本身就是无尽岁月的一颗童心，所以才如此让人彻骨地怀念和感动。所以，大年事实上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节日，它是一种类似于母亲怀抱的幸福所在。在这个特有的母亲怀抱里，我们的灵魂得以舒展，得以灿烂，得以滋润，得以狂欢。

这让我每年腊八一过，心里就乱起来，做事不能专注，思绪总是往老家跑，就像着了魔一样。再看新闻，整个中华大地上都在涌动着回家潮，让人感动，也让人忧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有一年，只能在城里过年，在一种类似失恋的状态中，我站在大年的门外，重新打量，蓦然发现：大年本身就是吉祥如意。

通过感恩走进吉祥如意

感恩生吉祥。《说文》释“年”为五谷成熟。而五谷成熟之后呢？感恩啊！于是便有了“腊”，《说文》释“腊”为十二月合祭百神。把一年的收获奉献于祖先灵前或诸神的祭坛，对大自然和祖先来一次集中答谢，知恩思感，这便是中国人的逻辑。在品尝佳肴美味的时候，在享受五谷丰登之喜的时候，在沐浴合家团圆天伦之乐的时候，感念天地化育，感念风调雨顺，这便是“年”了。

这种感恩之情，渗透在大年的每一项活动中。诸如“三阳开泰从地起，五福临门自天来”这些对联，则是对天地直截了当的感恩词。每年必请的年画《孔子演教图》《三皇治世图》，则是对致力于改良世道人心的圣人的礼赞。一场场社火和大戏，更是中国老百姓全面系统的感恩和敬礼，他们把那些给了他们无限希冀和美好幻想的意象全部纳入歌颂之列、恭敬之列、感谢之列。

感恩是乡土中国永恒的话题。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节日中，渗透在中国人的每一项活动中。寻根问祖也好，祭天祭地也好，给老人拜大年、走串亲戚也好，都是教人们不要忘本。连同一草一木、一餐一饮，半丝半缕，都在感念之列。真是岁月不尽感激不尽。

中国人把孝作为德行和伦理的基础，正是因为它能够保持人的感恩心。感恩心通道，道生吉祥如意。《弟子规》云：“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就是说，一个孝子，做学生应是一个好学生，做农民应是一个好农民，做官应是一个好官。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人生的污点和道德上的缺失，都会使父母不开心，都是不孝。大年把孝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仪轨化，又以一系列仪轨神圣化。

在古代中国，大年的许多仪程都是在祠堂里进行的，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孝字。当一个人进入祠堂的时候，就不由得不心存高远，志在君国。因为只有如此，将来才有资格位列“仙班”，让子孙后代沐浴来自自己的光荣。一个人如果因为“德有伤”而被从祠堂开除，那对子孙后代将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为此，每年的祭祖大典，既是感恩，又是鞭策，本质上是在演孝。

在故乡，大年初一，作为儿孙，都要很庄严地给祖父祖母和父母高堂磕上一头。那一刻，你会觉得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老人的祝福，只有当你的膝盖落在土地上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那种恭敬和崇敬，才能体会到一种站着或躺着时无法体会的感动和情义，因为那一刻你变成了一种接近于母体胎内的姿态。初二是一定要去岳丈家拜年的，娶了人家的女儿就意味着要承担一部分孝道。之后，是要给老师、亲戚大拜年的。

因此，我是不同意“年”是怪兽说的。如果说真有一种怪兽需要在岁尾年初去驱逐，那这个怪兽就在人的心里，它是贪婪、自私、嗔恨，包括无情无义，包括没有感恩敬畏之心。

通过和合走进吉祥如意

和合生万福。和是和谐，合是团圆。一年的奋斗和汗水，只有回到团圆，落实到和谐上才有意义。这，也许就是回家潮势不可挡的缘由吧？团圆饭，特别是除夕的团圆饭，它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在更多意义上是一个伦理上的象征。一家人一族人能不能坐在一桌上，它已经不单单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这个家的圆满程度、幸福程度、昌盛程度。大年三十，习惯上我们都要吃饺子。而饺子呢？它不同于面条，不同于菜，它是一种包容，一种和合，一种共享，一种圆融，它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好。

团圆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忧伤话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分别的代名词，因为没有分别就没有团圆。团圆给人们的渴望因何如此强烈？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分别，而且分多合少；也正是因为分得太久，合才显得特别甜美。而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奔波是难免的，出游是难免的，为了生计走南闯北是难免的，无论做官做商做工。特别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事实上都是游子，而游子盼归，这本身就是忧伤的话题。过完大年，点完明心灯，我们又要出发。所以大年是一个巢，也是一个港口；是归帆的地方，也是千舟竞发的地方；它是驿站，又是岸；最终是伴随游子走天涯的三百六十五个梦。

在我老家，只要有人家填了“三代”（在红纸上填写的祖宗三代神位），人们就都要在大年初一进去上香的，即便仇人。在老家，许多冤家就是于大年初一这天和好的。人家都能进门来，在“三代”前上香，在祖宗前磕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于是握手言和。就是再大的仇恨，如果这天不去人家“三代”前上香，那全村人都会看不起他；假如去了，对方不让进门，那全村人从此就会不进对方的门。正是基于这样的民间“条例”，大年成了一个天然的和事佬。包括大年初二之后的“走亲戚”，除了体现着感恩、孝和敬的主题之外，还是对乡村伦理的一种自然维护。

这种和合还体现在非人间伦理上。比如，大年期间门神、药神、土神、喜神、吉神、财神、井神、梯神、路神、场神、车神、水神、牛头马祖等等众神共庆的场面，无不上演着一出和合大戏，也体现着中国文化让人感动的包容性。三十晚上每个屋子都不能黑着灯，无论是牛窑羊圈还是鸡棚狗舍，都要给它一盏灯，都要“进火”，不能有一处黑暗，不能有一处光明的盲区。真是天涯共此时，光明共此时。元宵节的灯也一样，应该分配在每一个层面，包括仓屯、井栏、草垛、磨台、蜂房、燕窝，甚至桃前李下，都要和家中一样拥有一盏灯，都不能有遗漏。这就是中国人的“众生”理念和平等观，它的背后还是一个“合”。

中国人为什么以和为贵，为什么讲家和万事兴，因为只有通过“和”，我们才能抵达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合”：“天人合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吉祥如意。

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体系中，无论是儒，还是释，抑或是道，“天人合一”都是它们的核心旨归。为此，我们需要腊八的“难得糊涂”，需要从小年（腊月二十三）开始的除尘。“难得糊涂”是让我们从惯性和速度中解脱出来，从功利和世俗中解脱出来；除尘是让我们从污染中解脱出来，从尘垢中解脱出来。从一定意义上去讲，惯性和速度也是灰尘。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井里看到自己，那是因为井的安静，我们之所以在湍急的河流里面看不到自己，那是因为河流的匆忙。人们只有扫净心灵的灰尘，回到当下，才能走进“天人合一”，才能和万物沟通，才能和天地同在。回到当下是对诸神最大的礼敬，也是对生命最大的关怀，因为只有你回到当下，你的心才在现场，而只有你的心在现场，你才在“生”之中， “忙”是“心”的“亡”。

为之，在大年中有许多具体的要求和程序。

听父亲讲，社火中陪伴仪程官的几大灵官，在上妆之后便不许说话，整个过程，多数情况下是整整一天。因为在进入“社火”之后，他们就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人，而是傩，而傩就意味着是天地中介，人神共在，凡圣一体，任何世俗的表达都是不敬，都是冒犯，包括世俗的念头都要警惕，都要观灭。这种极为强烈的角色意识和纯粹的进入，贯穿在大年的所有祭礼中。从腊月三十开始的一个个祭礼，无不都是一种走进天人合一的门径。关于爆竹，也有许多说法，但在我理解，它既不是为了驱邪，也不是为了热闹，它仍然是唤醒世人的一种方式：通过那一声声一串串或脆或钝的响声，让我们从迷糊中警醒过来。

而元宵节点荞麦灯，带给人的更是一种大喜悦大安详。想想看，深甸甸的月色中，一桌的荞面灯渐次亮起。摇曳的灯苗把我们带入生命的原初，带入释家讲的那个“在”。那时，你会觉得，那灯苗，就是灵魂的形状，或者说是生命的形状，或者说是天人合一的形状。它本身给人一种召唤。我想每一个人在看到灯的时候、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回到自身的感觉。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尽管暖气片给了我们热度，可我们觉得它是冰凉的，而炉火可能提供不了暖气片那样的热度，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一束火苗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温暖就从心底升起。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祭礼中都要出现火的缘由吧。

而那灯本身就引人思索。一勺油、一柱捻、一团荞面，就能够和合成一个灯，而且油不尽则灯不灭。而最终让这灯亮起来的则是人手里的火种，那么，人手里的火种又是谁点燃的

呢？这难道不是生命和宇宙的奥秘吗？

为此，古老的元宵节，在我理解，它是古智者苦心为他的后人设计的一场回到当下的演习。相比点明心灯，城里的闹花灯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竞技，或者说一个规模性的文化活动。而只有保留在民间的点荞面灯，还保存着心灵的意义，还保留着元宵节点明心灯的原始意味。

如此看来，人们把以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之日的腊八作为“大年”的开始，把元宵夜点明心灯作为“大年”的结束，有着特别强烈的象征意义。因为在东方人看来，成道、明心见性，意味着大解脱、大自在、大安详、大快乐、大幸福。这些“大”，也许才是“大年 ”的真正含义，也是人们为何如此迷恋“过年”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