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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在科奇坎度过了童年时光。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一度担任华莱士·斯蒂格纳研究员，现任旧金山大学英文教授和古根海姆研究员，同时也是《绅士》、《大西洋月刊》、《卫报》等刊物的供稿者。范恩是一位国际畅销书作者，获得过2010法国梅迪奇大奖、快报读者奖、格瑞斯·佩利奖、加利福尼亚图书奖等。 记者_洪鹄摄影_Diana Matar 羞耻 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或许会对“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名出色的作家”（科尔姆·托宾语）一类的说法抱有深深的确信，但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人愿意经历大卫·范恩式的童年。 十三岁的时候，噩梦敲开了大卫·范恩家的门。他当时已经随着母亲离开了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来到了温暖明媚的加州，直到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的父亲让他回阿拉斯加陪伴他一年。其时他的父亲刚结束自己的又一段婚姻，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让他的心态恶劣消沉。十三岁的大卫·范恩拒绝了请求，他有点怕阿拉斯加，也怕他父亲—他害怕那片寒冷雨林，那里有熊和狼真实地出没，有巨大的蘑菇，有父亲的背叛和母亲争吵、伤害，他也怕那里没有朋友，孤独寂寞，以及终日要面对的那个绝望的人。 两周后他被告知，父亲吞枪自杀。 有三年的时间，大卫·范恩无法面对“自杀”这个单词。他好像总能听见那声枪响，它让十三岁男孩的世界全盘崩裂。他过了两个星期才敢返回学校，并在之后整整三年里佯作镇定地告诉所有人他的爸爸死于癌症。自杀这个词让大卫·范恩觉得肮脏羞耻：他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一个被命名为父亲的人如果声称爱你，怎么能主动将这样巨大的灾劫安置到他的亲人头上，尤其是那个本应视他为英雄的、十三岁的儿子身上。 他至今也不知道家里的大人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把父亲生前用过的其他几把枪都扔给了他。包括一把霰弹枪，三把猎熊、猎鹿的来复枪。大卫·范恩用一种极端的分裂方式度过了他的青春期—白天，他还是学校里的优等生，成绩出色，举止端庄，只是比过去沉默了。但夜晚，他长达十五年的失眠开始了。他无法入睡，也不敢喝酒，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论他父亲做出的可怕的事，却没有一分钟能忘记它。尤其是那个电话。在他之后看来，那个电话里的邀请包含着某种暗示：你来，我们好好生活。 而他没有去。 很多的夜晚他在街上游荡，拿着父亲的枪，用来复枪射坏了他们狭小街区的无数盏路灯。他早已失去了所有朋友，因此当一些年后他试图梳理、复盘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也已经无人可说了。对于父亲的选择，家人（包括他母亲）有很多不一的说法。他也渐渐了解了一些细节，比如父亲是在和那位弃他而去的第二个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开枪的，开枪的时候说了“我爱你”，由于她在工作没有听清甚至说了两次。而这位女士本人的父母，也在事发前死于自杀，所以他父亲这么做可谓特别残酷。 但即使如此，即使大卫·范恩知道他父亲生前的更多的细节，他也无法拼凑出那是一条怎样的心路。到了他十九岁的某一个时刻，他突然觉得，他试图理解他父亲是谁，他的自杀意味着什么。他父亲不能只是他生命里的那个他无法提及其死亡方式的—陌生人。 但这并不是原谅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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