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记忆

唱支山歌给党听

今年5月30日，是我们工厂建厂54周年纪念日。
　　翻开建厂50周年时的记忆，让我想起一位退休老师傅找我写稿子的事情。他姓寇，算起来今年已有80多岁了。
　　当时，他到厂办公楼特地找到我的办公室，说愿意让我写写他建厂创业时期的一些经历，写写他们“红六班”的事情，说“回想50年前，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对我来说，他是前辈，在心里一直都是很敬重的。于是就铺开稿纸，认真地听他讲了起来。整理成文后，我拿给他审阅，以确保内容无误。看后，他高兴地说：“没错，挺好。”
　　当时，见报的文稿是这样写的——
　　“放下背包，我们就去找心中
　　那个现代化的坦克大修厂”
　　我是1960年7月，从北京南口坦克独立三团修理连退役来厂的。那年27岁。我们一起来的有17个人，坐火车从岩峰站下的车，临时住在离岩峰不远的马村。那时，什么也不想，放下背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们十几个人就兴奋地跑到附近的山头上，踮着脚尖朝着威州方向眺望，使劲寻找“现代化的坦克大修厂”。因为临退役前，部队首长给我开会动员时讲：“退役后，组织上安排你们到现代化的坦克大修厂工作。”听了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和期盼，恨不得马上背着背包就出发。可是，在山上四处张望了半天，怎么也没有找到心中期盼的工厂，更别说看到我们熟悉的坦克了。所看到的，只是散落的村庄和荒凉的田野。
　　“兴许是白天的缘故，等到了晚上，工厂的电灯亮起来，咱们不就看到了吗？”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就下山回到了马村。草草吃过晚饭，待夜幕降临，我们又结伴同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山路，再次登上白天来过的山头。这次脚尖踮的更高，脖子伸的更长，十几双眼睛都瞪得圆圆的，来回瞭望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这是怎么回事呢？”躺在被窝里，心里还一个劲地琢磨着这些……
　　
　　“红六班人心齐，干劲高，筛石子
　　天天创纪录，劳动样样要争先”
　　为了弄个明白，第二天，我们顺着修建岗南水库遗留的小铁路，来到现在的制氧站一带。那里有一个小火车站，四周散落着钢筋、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还有一个用草席搭建的伙房。经过打听，工地的现实告诉我们：现代化的坦克大修厂，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建设。
　　那时，我被分配在了建厂一大队二排六班。建设工厂，甩开膀子大干，第一战役是到河滩筛鹅卵石子。石子按大小分四种规格堆放。大一些的，有篮球大小，用来铺路，最小的石子有核桃左右大小，用来搅拌混凝土，浇筑厂房地基。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基建施工资金，因为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水泥、沙子、钢材各种材料都短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口号。
　　我们六班十几个人，非常心齐，大家在劳动中也爱动脑筋。抬石子的编筐用坏了，都是利用中午休息和早起的时间进行修理，为的是不耽误干活的时间，保证一上班就能干。劳动中，我们抬着一筐筐装得冒了尖的石子，都是一溜小跑。大家时间抓得紧，劳动热情高，中间谁也舍不得休息，所以天天创纪录。当月总结讲评，我们班每人平均筛捡了5.8立方米的石子。长宽高5.8米见方一大堆石子，那是多大的体积呀！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六班从此出了名，成了大家学习的标杆，被领导誉为“红六班”。
　　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大家的赞誉，我们的干劲更大了：“一把锹、一把镐，用肩扛、用手搬，一心一意建工厂，再苦再累也心甘。”心中的信念鼓舞着我们，早日把坦克大修厂建成，巩固国防，打击帝、修、反。
　　筛石子劳动告一段落后，我们开始挖地基，盖厂房。厂房每根柱子的地基有4米见方，8米深。挖到尺寸后再回填三合土，一边回填一边打夯。虽然挖土方、夯地基都是重体力活，但大家都非常乐观，一边打着夯，一边齐声喊着口号：“心往一处想啊！劲往一处使啊！石夯抬得高啊！打下就有力啊！质量要第一啊！进度有保证啊！……”现场劳动气氛活跃，一点也不寂寞。
　　接下来是在生活区建楼房。建楼房打地基需要到山上运石块。工兵开山采石爆破以后，我们就从半山坡搬运石块，往山下的汽车上装。搬着石头、踩着石头，一趟一趟地往返，很快衣服就磨破了，脚上的鞋也张开了嘴。也顾不得这些，大家就是想方设法，一个劲地加快进度，保证建楼施工需要。运送石块打地基，我们红六班干得又是顶呱呱。
　　很快，磊完地基，开始砌砖了。砌砖是个技术活，我们因为没有技术，所以我们班全都当小工，负责往楼上挑砖、运水泥。因为没经验，只知道卯足了劲地干，一下子往脚手架上码放的砖太多了，架子给压的直晃悠，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排除险情，需要上去人把架子上的砖挪走。当时我是红六班的第三任班长，有了困难就要带头往前冲。于是我就冒着危险爬到脚手架上，小心地把多余的砖头一块块递给接应的同志。化险为夷后，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表扬，心里很高兴。
　　那时，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有些砌砖的民工“把式”吃不消，就“开小差”不辞而别了。盖楼的工程不能停，没办法，我们就拿起瓦刀，拜师学艺，跟着剩下的把式学着砌砖。一开始干没把握，就让师傅砌墙角、窗口这样把关的地方，我们就砌中间的墙，干一段时间就熟练了。一边学砌砖，我们同时还要负责往楼上抬水泥预制板。这些水泥预制板、预制件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制作过程中，有养护期，需要保持预制件的潮湿，不能干得太快，否则水泥就会有裂纹。养护期浇水，大家星期天也不休息，拿上脸盆到邻近的东头村的水坑里一趟一趟地往返端水，一盆一盆地浇上去，充分保证了预制件的质量。
　　楼房主体刚一建完，没等着屋里面的墙面抹灰，我们就都急着搬进去住了。虽然屋里又潮湿又透风，可住上自己亲手盖的楼房，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吃不饱，出去挖野菜，被
　　领导批评——中毒怎么办！”
　　那时，闹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再加上国际上帝、修、反的包围，每个人的口粮都不够吃。饿了怎么办，大家就商量着，到附近的野地里挖野菜充饥。结果回来以后被领导发现了，批评我们——随便吃野菜，中毒怎么办！我们知道领导这也是爱护我们。因为在部队的时候听说过，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吃野菜就发生过中毒得事情。打那以后，我们不再挖野菜，就捡拾老乡们丢弃的萝卜樱子、白菜帮子，送到伙房蒸菜团子吃。还有的人到河里捞虾捉鱼，让食堂给大家改善生活。记得有一次每人分到半小碗炒虾，吃着真香。最难忘的是那次吃带冰碴的小米饭。那时我们住在河西村，离建厂施工工地六七里地远，伙房也安置在这个村里。一天，午饭送去的是小米稠饭，是炊事员们用箩筐抬到工地的。正值12月份，天寒地冻的天气，路又远，送到工地以后，饭就凉透了。开饭，按人头，每人只给一碗。就那么露天蹲在地上吃，吃到最后，碗底都结了冰碴。
　　有时候，房东见我们吃不饱，就主动送红薯和红薯面给我们。那我们是绝对不能要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谁也不能违反纪律。“军爱民，民拥军，”我们给房东老乡挑水、扫地、劈柴、起猪圈里的粪，有时还帮他们磨刀、修理农具，相处的非常融洽。
　　“下水修桥，我差点死掉。但现在
　　也忘不了我的救命恩人王汝安。”
　　1960年10月份发大水，通往河西村的一座木桥在大水中岌岌可危。因我们都住在河西村，这座木桥是专门为我们通往工地修建的，每天都要走过这里，如果被大水冲垮就麻烦了，损失了架桥的木料不说，再去工地上班可就绕大远了。眼看着河水不断上涨，领导要求务必把架桥的木料抢拆回来，等大水退去以后，再重新架桥。动员会后，我们几个水性好的队员奔向河边，一边跑着一边把白毛巾系在脖子上，到了河边，毫不犹豫地纷纷跳入湍急的河流中。
　　河水冰凉，游来游去，人的体力消耗过快，感到越来越没劲。快拆完时，我忽然一下子失去了知觉，被冲出去十几米远。战友王汝安发现我脖子上的白毛巾一沉一浮地飘走，急忙游了过去，把我救了起来，否则就被大水冲走淹死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被救到岸上，躺在那里缓了缓，之后被搀扶着到了伙房，炊事员给烧了一碗辣椒水，喝下去慢慢就没事了。第二天照常去工地干活。
　　建厂时期，我一共有过5次很危险的经历，都是会丢命的事。差点被大水冲走这是一次，前面说到的冒险到脚手架上去搬砖是第二次，第三次是木工房失火，里边存放着木料、油毡、电线。那天刚吃过晚饭，听到动静我们马上跑过去抢救国家财产。当我从库房里背着最后一捆电线跑出来时，库房就烧塌了。要是砸到里头也就完了。第四次是盖楼房时勾墙缝，我站在里侧，探着身子用水泥去抹外面的砖缝。由于探出去的过远，一下失去了平衡，差点头朝下栽下去，幸亏我用脚面勾住了里面的墙边。当时我是在三楼作业，手里的托泥板和勾缝用的工具都失手掉到了楼下。第五次是砌围墙。我们六班负责砌子弟学校至东门口那一段。当时正值雨季，正干着活，一阵大雨过来，全身上下都被淋湿了。也不在乎，结果闹病发烧，感觉胸口有点疼。这也没当回事，继续上班干活。直到胸口疼得撑不住了，领导安排让到市里的和平医院去检查一下。检查结果医生确诊是得了胸膜炎，应当是住院治疗。可因为没有床位，医生就给开了4天的药，让吃完了再来看。回来后也不休息，一边吃药治疗，一边继续砌墙。当时都是用这种精神去对待工作的。见我发烧、胸口疼还坚持上班，班里的同志说你真是个铁人。
　　4天以后再去医院复查，病情更加重了，可还是没能住上院。带着新开的药，从医院里出来，捂着阵阵作痛的胸口，硬撑着，走到火车站，结果火车满员没票了。这又折向西站。抱着希望，走了好一阵，到了以后一看没开门，真让人没办法。拖着疲惫的身体，又向十来里地以外的大郭村火车站走去，在那里总算坐上了车。等到了岩峰车站已经是晚上9点了。下了车，又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才回到工地。就这么着，为看个病，几经周折，一个人跑腾了一大天，又累又饿又难受。“活着干，死了算，看个病这么难，以后再也不去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算是命大，就这么硬扛了过来。虽然落下了后遗症，但心想没死就不错。
　　想想那时候，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