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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钱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不能永远都这么“政治正确”啊。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是她母亲只在意“政治正确”,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却给张爱玲留下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还有后来母亲的频繁出国,对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熟悉,出现在她上海公寓里的瓦斯炉子和瓷砖灶台,都让张爱玲眼花缭乱,甚至冲淡了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感。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可以深情相拥了,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等她来到母亲的家,遭遇到她这一生里第一场大幻灭。
黄素琼对她不算不好,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还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她没有那种活泼妙曼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女儿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她的伤寒病,还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她发泄完情绪,该干嘛干嘛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 “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做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XX?”“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XX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帮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嚎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让我失去对于世界的信赖。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的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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