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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心烦意乱地站在门口换鞋，鞋子还没穿好就急着去开门。
“妈，别出去，你要去干嘛呀。”
“我去找她。”
“找谁呀？”
“我去找她。”
我上前想拉住妈妈，刚走一步，她突然抬头瞪着我，眼神里全是陌生和警惕，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我愣住，不敢再向前。妈妈转身出了门。
我悄悄跟在她后面，出了小区，走到街上。
妈妈急匆匆地在前面走，一边走一边左右张望。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躲闪着跟着，紧张又担心。
下过雨的路面很潮湿，路上没什么行人，车流却异常繁忙，大小车辆来去匆匆，喇叭声像招魂的号角。
妈妈突然站住不走了，我也急忙停步。
妈妈向后转身，我身边没有人也没有树，且也来不及躲开了。
妈妈看到了我，表情看上去满是愤怒，我打定主意跑到她身边抱住她，不管她什么反应，我要告诉她我很担心她，要带她回家。但她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像是想要甩掉我似的，突然向车水马龙的道路中央跑了过去。
我大叫一声“妈！”拔腿去追。
下一秒发现自己站在路中间，来往的车辆从我身边擦过，我左顾右盼却见不到妈妈的身影。
大急，醒了。
我躺在床上，眼前是寝室的天花板。看看手机，六点了。
我起床洗漱，梦里的一切清晰得仿佛真实发生过一般，心情也仍旧是紧张焦急的。我给妈妈发短信：“一切都好？我梦到你生病了。”
妈妈回：“都好，没事，梦都是反的。”
那天是3月26号。
放假回家，和妈妈聊天，她说，几个月前，她被一个女同事弄得心情压抑。去医院做心理检查，评测结果是重度抑郁，医生要她住院。
我想起那个梦，像是冥冥之中的感应。
“重度抑郁？”
“题目测出来是那样的，”妈妈说，“哪有那么严重啊，而且早就好啦，现在我换了位置，不坐她旁边了，她现在越来越不正常，大家也都知道了，别的同事都挺好的，没事啦。你看我现在天天晚上去跳跳舞，挺开心的。”
“嗯，现在这样，确定她不是正常人了，倒是轻松多了，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是呀是呀。”
妈妈笑，我也笑，好像妈妈的那段痛苦日子还没进入我的记忆，就已经被抹去了。
可是，有些事，不是轻描淡写地笑一下就能释然的。
晚上回到房间，我回想上个学期打过的电话，翻我和妈妈的短信记录，一点痕迹都没有。似乎我离家的这几个月里，妈妈一直过得快乐安稳，让我实在想象不出她竟然经历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日子。
虽然，后来妈妈换了位置，自己调节，同事开导，现在已经好了，但是我总无法全然安心。
因为妈妈的那段经历，好像与我毫无关联。在妈妈很痛苦的时候，我仍以为一切安好。
虽然，这并不是我的错。
我也曾做过同样的事。去年的6月，我突然出水痘，伴着发烧，诸多不便。但我想，我一人在外地，这种事情就算告诉家人他们也只能担心着急，毫无告知的必要，于是我等到痊愈之后才告诉他们。
不久后暑假回家，妈妈看着我身上没完全脱落的痘疤掉眼泪。我当时还笑说，“这不都过去了嘛，有什么好哭的呀”，而妈妈仍然止不住地难过。
现在我隐约明白了，知情也许让人担心焦急，但“不知情”却让人内疚自责。
这与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无关。
我们以为，出现了什么问题，不告诉身在远方的家人是一种保护。“反正告诉你你也只能干着急”，自己生了病出了事，就瞒着家人，免去他们多余的担心，免去身在远方的无奈。
我们以为，等到问题解决以后，就可以风轻云淡地对家人说：“嗨，我前段时间生病了”，然后家人可以释然地笑着：“这样呀，现在好了就好。”
不是的。
这种后知后觉，给人一种负罪感——我在应该担心焦急的时候，却安然快乐。明明可以给你安慰，却无法意识到你正需要我的安慰。
况且，家人怎会全然无力呢。
我出了水痘，可以告诉妈妈，她可以再强调几遍别忘了上药，结了痂让它自己掉，这就是她能力范围内的付出。
妈妈心情不好，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再多打几个电话，多陪她聊聊天，听她吐槽那个怪异的同事，这也是我这个身在远方的女儿唯一能做的事。
嘱咐几句，担心几晚，似乎的确没什么用，可重要的不是“有用”，而是——你病了，我知道。我不是医生，无法治愈你，我不在身边，不能抱着你。可是我在为你的病而担心，为你的痊愈而释怀。
我在你脆弱的时候，陪着你。
当然，瞒到底是一种两全的方式。可是这样，总觉得挖去了一块对方本该知道的经历，我不希望我的脑海里少了哪一段我爱的人的故事。
所以，万一有下次——无论发生什么，请你告诉我，让我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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