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东义（转）

春天里

我的家乡是在洪洞县河西的一个叫东义的村子，和周围村子一样普通而平凡，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经历了生产队、责任田、个体经营、改革开放多个时期，家乡的一草一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传村子原来叫王略村，什么时候开始叫郾里也无从考证，一直隶属赵城县，民国初村里在外当县长的焦志恒先生，盖因本村属大义里的缘故，改村名为东义。到1954年洪赵合并后归洪洞县管辖。
      据考，清朝时赵城县划分为三坊十二里，其中大义里包括东郾 、中郾、郾里还有另外三个村子，至今人们还在称作郾里。另外三个村子是东梁村、刘家垣还有刘家后峪。
      家乡的土地平展肥沃，从汾河往西一直上坡，一过黄村入东义地界就是一马平川，而再往西刚过我村又会是一溜上坡。特别是较场、长畛、后堰里那一大片土地地势平旦，据说秋天在长畛种麦，地两头放麦籽，地的中间还要加麦籽，不然摇耧摇不到头的。每到夏季麦浪滚滚、一望无际，仿佛置身世外仙境一般。 我曾经在长畛割过麦子，一晌午只从东头割到了西头。
      秋天的田野更是另一番景象，可谓五颜六色，大块的地为绿色、红色是生产队种的玉米、高粱，小块的地五色斑斓是社员各自的自留地，各自的喜好不同种的庄稼也不一样，有的是玉米，有的是谷子或者是米黍。而大多情况是在地头栽几垄葱、红薯或种几行扁豆之类。我家的玉米地两边都点种着豆角，放学后就会到地里采摘豆角或拔几根葱，炒菜做汤面都用得上。大人们在生产队劳动之余就会到自家地里忙活，那个时期生活条件艰苦，都指望着自留地的这点出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时人们都是这样度过的。
      过去在村子中央有一庙宇，人们叫“阁”，阁以西叫西边，阁以东就叫东边。虽然阁早已毁于战火，但人们还是习惯于这样称谓，这是大的方位。还有以标志表示的，如，鼓楼外、楼圪同、东庙、东堡、西堡等；另外还有以姓氏居住地域来指示方位的，如，杜洼里、焦洼里、李崖里等.
      阁以西半里有一大槐树，树干四五个人合围才能抱住，树冠荫遮亩余，老人们说从小就记得大槐树就是这个样子，不知多少年多少代。每到夏天农闲，人们就会到大槐树下纳凉，有的坐凳子、马扎，有的坐在凸起的树根上，唠家常、说笑话，天南海北好不热闹。只要是天不凉，晌午饭的时候，附近的男人小孩会端出碗来吃饭，大多是米旗、干面还有两搅的馍，如果谁家端出酸菜炒葱，那香喷喷的味道直钻鼻孔，周围的人都会忍不住尝上几口。   
      村子的南边有一条沟，沟里有一条小溪。依赖溪水的灌溉，村子里几个生产队都有菜园子，由一两个人专门看管，隔三差五地给社员分些菜，青壮年劳力每天在队里干活，领菜就成了留家的婆姨和小孩的差事，我那时十多岁，有机会经常关顾这里的，有时分一二斤的韭菜、菠菜，有时会分到茄子、西葫芦之类。入冬时会分到一二百斤的白菜，人们在自家院子里挖一土坑，然后把白菜放进去，上面放一层玉米秸来保温，这就是家里一个冬天的菜了。
       整个冬天小河都结着冰，像一条蜿蜒的白玉带，我和小伙伴们时常来滑冰，虽然不时会跌倒，但玩的尽兴快乐无比，欢声笑语在山谷回响。天稍微变暖，小河里就有洗衣服的女人，还跟着三三两两的孩子。小河两边的灌木丛上铺满了晾晒的衣服、床单，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我也在这里玩过，捉青蛙、捞蝌蚪，还在小河下游用石头垒坝聚成湖子，在水里玩。
       到后来村里筑坝截流浇地，我们就有了更好玩的地方，三伏天我们一拨又一拨的男孩都来玩水，最深也就刚好齐胸，记得一次有人提议玩跳水，我们十几个孩子就爬上堤旁一仗高的垄上，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往下跳，轮到我时有点害怕，最后一咬牙还是跳下去了，如果当时是我一个人的话绝对不敢跳的。其实那水早已浑浊不堪，父母担心孩子的安全是不让我们去玩水的,但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没时间照看我们，每但我玩耍回家，母亲就会用指甲在我胳膊上划一下，如果玩过水就会留下白道道，笤帚把子伺候是少不了的。孩童时代的玩耍也是受益匪浅的，我仅会的狗刨就是在那里学会的。
       在村里的小学我度过了快乐幸福的七年时光，那时学校有四五百学生，公办、民办教师十五六人的样子，还记得那个又高又大的校长在校门口抓迟到的学生；还有我们几个人偷大队的西瓜被班主任一顿毒打。从四年级起我们就开始劳动，到三峪舞阳河截流工程运石子；在刘家垣修洪三公路；在镇规划街道时挖土方；农忙时还要去拾麦子、摘棉花、拔草。
      还有一次是去张端沟里背沙，有的两人抬一桶，有的用书包背或篮子提，都是满脸的汗珠，至今记得我班的一个女同学人高马大，背的沙比我足足多出一倍。书本上没学了多少东西，却学到了吃苦耐劳的精神。那时时兴勤工俭学，学校有粉笔厂，我还看过高年级的同学制作粉笔的过程,也看到过高年级的同学到三十里外的山上背石膏。
      影响最深的是在北京工作的杜蕴如老先生为学校创办了塑料厂，投产那天人们把车间围得水泄不通，我趴在窗外看热闹，但看到第一把梳子从机器里拿出来时，人群中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心里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村里有个卫生所，我们习惯地叫药铺，那时我们村的药铺是相当有名气的，中西医药物全，更主要的是有小有名气的医生。我发小的爷爷就在那里当医生，我们经常去那里玩耍。药铺里几个高高的中药柜，都是满满当当的抽屉，每个抽屉里边又分四个格子，表面都用毛笔上下左右工整地写着药材的名称。药铺里还有制中药的铁碾子、切刀等，这在其他村是无法企及的。我只认得焦山楂，发小说那就是切成片的山楂果，他爷爷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偷偷吃上几片。
      他爷爷据说毕业于民国时期的省立医科大学，有一个好文气的名字叫段廷芬，排行老四，几位兄长供他读书，终有建树，曾任乌鲁木齐铁路医院院长，解放后被排斥回乡的。他还带回了在外地娶回的媳妇，我还仔细看过他花了二十大洋照的结婚照，他穿戴的是礼帽、马褂，妻子是花冠、旗袍。他的书足有两口大箱子，写的一手漂亮的隶体字，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平易近人，村里人甚至外村人头疼脑热的都会让他看看。
      他特别爱孩子，只要看到小孩就会抱住亲来亲去，他的络腮胡子又硬又密，很是扎人，孩子们就会远远地躲着。在冬天他会戴上那顶从乌鲁木齐带回来的黑色毡帽，穿上浅灰色的毡毛长靴，貌似现在的雪地靴，显得很笨拙又另类，他穿的的靴子我们只有在小人书上见到过。后来举家迁至侯马，想更多了解一些东西也没了线索。
      儿时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颤巍巍的声音：“五队的社员，今天早晨先到堡门口集中，再分派营生……”这是五队的队长在喊话，声音传播的很远，阁以下人都能听得见，我很好奇并亲自去看过一回。村子的西堡里，有一座很是高峻的堡门，据考过去叫兴龙寨，足有两层楼高，每天五队的队长任五林就会爬上堡门上，因为太高了也因为年纪大了，他就跪在地上拿铁皮筒子喊话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大公无私的好党员。一辈子就住在堡门旁边的两孔破烂寒酸的窑洞里。
       还让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村子东头的粮站，原来是一座规模不小的佛庙，七十年代粮站扩建时我们还看到了原来嵌在大殿里高大威严的佛像。那时全县也就四五个粮站，方圆好几个乡镇吃国供的人都要到我们村领粗粮、细粮还有食用油，我们出村时都会说起村里的粮站。每到夏粮征购时期，村里通往粮站的大路上车水马龙，大车、小车满载着粮食，还有一溜的驴驮运的。
       马路两边就有一些偷偷摸摸卖东西的小贩，有的村里用交公粮剩余的粮换古巴香烟还有雪糕、饼干。粮站的院子里更是热火朝天，停满了满载粮食的大大小小的车辆，等待验收。几乎一半的需要过筛，人们把一二百斤的麻袋扛到两仗高的台子上，台子到地面斜放一长长两层的筛子，粮食就顺着筛往下流。
       粮站旁边有口井，人们说那口井的水熬出的米汤又香又甜，几乎半个村的人吃过那里的水。每次路过那里都有人在汲水，从地里劳作回来的人都会扒在桶边喝上几口清冽的井水，才觉得过瘾。交粮的人扛麻袋多了，又热又渴，凑个间隙就会到井口向汲水的人称兄道弟一番，喝上几口刚出口的井水，然后用毛巾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和胡子上挂着的井水，嗨上一声，就舒舒坦坦地走了。井旁住着一户罗姓的人家，井上的家什都是寄存在这里的，人们少不了麻烦人家，
       验收合格的粮食再扛到仓库的房顶上，房顶上都开一个小方口，粮食就从那里倒进去的，平时那些方口都是用一溜的笼盖盖着的。我们一群孩子经常在那里看热闹，有时候会看到拉粮的汽车。要是能凑巧看到镇里那唯一的那辆进口的波兰拖拉机就更好了，启动的时候先拿烧棒在车烟筒上划着火，然后塞进发动机，再用摇把摇才可以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