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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地方如何，最好是把它比作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写西湖，不管水光怎样潋滟，山色怎样空蒙，若没有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我们对它总是亲切不起来。仿此，要说山西，也最好把它比作一个人，西子是不行了，没有那么青翠的山，没有那么一块明镜似的湖，怎么想象，都没有那清纯动人的姿色。一个朴实的山村汉子，头上缠着羊肚子毛巾，赶着一头老黄牛，在暮色中吼着“二人抬”归来。这图画也不错，可惜，那是过去的三晋，不是现在的山西。
一个村妇，红朴朴的脸蛋，盘腿坐在土炕上，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等着劳作了一天的丈夫归来?
一个年迈的教师，看着破损的学校，又看看学校旁边新建起的海鲜美食城，一腔的悲愤又一脸的无奈?
一个时兴的农村青年，骑着一辆组装的摩托车，疾驰而来，又疾驰而去?
一个中年工人，拿着他最后一次领到的工资，回头看看他工作了多年的工厂，满怀忧郁地离去?
都不行。都没什么代表性。
一副茶色的水晶石眼镜遮了半个脸，尚未撕去商标的西装袖口沾着油污，锃亮的皮鞋上蒙着一层尘土，呲牙咧嘴，侃侃而谈……我想到了一个人，不仿说一个职业。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山西?打了个激灵，一时竟愣住了，我怨恨自己，怎么会想到这儿。
不用费这脑子了。且往下写吧。
三十年前，我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大学生教小学，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事，有碗饭吃就行了。我的老家晋南某县，一马平川，在山西，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此前从没去过山区。不，去的过，“大串连”期间去过韶山，去过井冈山。把山西的山想象成南方的山，是不会的，但山总应当是山，高高的峰峦，蜿蜒起伏，再差劲的山也该是这样个子。进了吕梁山方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哪里是山!只能说是一道一道的梁，一条一条的沟，远远看着像山，走近了还是梁，梁下还是沟。正当夏季，骄阳下，稀疏的树木，丛生的荆棘，点缀在黄褐色的山梁间。只有沟底的庄稼，绿格莹莹，生机勃勃，那时还是集体化，不时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农民，懒洋洋地在田间劳作着。
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地图上，山西连同西边的陕西北部，要涂成黄褐色，且标明黄土高原。那不叫山，山是从地面上突起的，堆成的，而这些山梁，却是雨水将周遭的黄土冲走了，留下一道道的土梁，可以说是挖出来的。高高低底，沟沟岔岔，正是典型的F土高原地貌。山西也有石头山，比如南边的中条山，跟河北交界的太行山，那才是真正的山。平原嘛，也就晋南、晋中几小块儿。
然而，住久了，也爱上了这块地方。民风淳朴倒在其次，主要的还是安宁。那些大的政治风暴，几乎刮不到这儿。不是刮不到，政治学习，各种运动，都是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小县自然不会例外。总是天高地远，等刮到这儿的时候，早就成了强弩之末，没了杀伤力，应付应付就过去了。用领导干部们的话说，是变了形，走了调。古人说，乱世居山，确是这么个理儿。乱世是这样，盛世呢，也差不了多少。这可就吃大亏了。山西近年来经济总也赶不上去，怕就是这个原因。
我教书的县，叫汾西县，《山西通志》上《风土记》引述他志的话说，这儿“民恂讼简，有礼让风。”至于其他州县，说的最多的话是“地瘠民贫，俗尚俭啬”。也有例外。我后来教书的村子，在汾西县东南角，离洪洞县很近，过一条小河便是洪洞地面，那儿的民风，向来以强悍闻名。《汉书·地理志》上说蒲州的一句话，移来说洪洞，是很恰当的：“其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我教书那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制裁那样严酷，还不时听到村落之间械斗的事儿。
从我教书的村子去县城，须走六七十里路，中途有个大坡四五里长，叫返底坡。有次走到半坡上累了，在路旁的一个土窑洞口上坐下休息。临走前踅进窑里闲看，忽见剥落的墙面上有几行淡淡的墨字，细看之下竟是：“此去洪洞，必将死于刀枪乱棍之下，刁顽之民实可恨也。”是什么人写的呢，一刹间让我惊悚不已。后来听人说，这是清末民初一个由汾西调往洪洞的知县，路经此地时写的。后来他果然在一次民变中丧生了。
有了这段经历，再加上其他的阅历，如今再见谁用一两个优美词语来锁定一个地方的人性，大至全国，小至乡村，我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
外地来山西的人，常会惊叹山西这地方，各种标语，尤其是政治标语的多而滥。光秃秃的山坡上，老远就能看到赫然的大字“绿化荒山，造福后代”。一群嘻戏的乡村孩子，个个泥猪似的，旁边的墙上写的是“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破败的农村小学校，校门两侧照例是“再穷不要穷了学校，再苦不要苦了孩子”。至于应时的标语，就是在省会城市的街头，也比比可见。
是前年吧，一位南方的朋友来太原公干，抽暇来我家作客，在书房里，谈起了这情形，大摇其头，连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是老一套，真是不可思议。我说，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人们做事，总是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经济上不去，要是政治再上不去，堂堂山西，偌大的一个行省，如何自立于中华大地。
闲说着，我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是我省青年学者谢泳先生编的，叫《旧时光》，书中收录的十几篇文章，全是解放前来过山西的著名文化人写的，这些人又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知识背景。我翻到一篇文章，说，你看到的这种情况，那时候就有，一面指给他4。二十年代初，胡适陪他的老师杜威来山西，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见路灯柱上都贴着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许多都剥落模糊了。他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
胡适还是太忠厚了，他只是说这种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抽象名词，达不到提高道德水准的目的。他若是活到现在，知道现在这些标语口号，还有另外的更其“神圣”的目的，怕要哭笑不得，责骂自个少见多怪了。
我的这位朋友是南方人，刚从北京过来，来我家之前，在省政府里办完事。说他在北京办事，大小机关里说的都是普通话，他的普通话不太高明，偶有说不明白的地方，晓得是自家的过失。而在山西省政府的某个部门，他遇到的人，大都说的是山西话，有些词语，他怎么听都听不明白。他相信这不是他的过失。
“省政府里，全用的是山西人吗?”
“怎么会呢。”
“可那个办公室里的几位，全是山西人。”
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一两句话说不明白的。要说山西人排外，把外地人都赶走了，那是不对的。山西贫苦闭塞，留不住人，也是一个大原因。其次才是没有给外地人以应有的礼遇，得不到重用，自然是一走了之。我上学的时候，山西大学化学系有个教师叫申泮文，是南开大学支援过来的，不知什么原因，竟因邻里纠纷给判了刑，后来放了，说是冤案。平反后不久，调回南开，当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现在是学部委员。现在山西全省没有一个学部委员，仅有的一个还是中科院在山西的一个研究所的，严格说来不能算山西的。当年若能给申先生以礼遇，怕不会一走了之。
说到这儿，我指着《旧时光》中的一段，也是胡适在那封信中说的。胡适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省人，不能招用客卿，也因此。客卿远来，很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能够用……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够解决。”八十年过去了，又一个“新政”来了，在借用外地人才方面，我们仍是一筹莫展。要说那时是穷的养活不起，现在呢，难道倾全省之力，连十个八个外地的杰出人才都聘用不起吗。想来不至于。可是，如何吸引外地人才这一历史难题，确乎尚未解决。
大概是怕我面子上不好看，这位朋友还是连连称赞山西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南方用的煤炭，大部分是山西的!山西是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呀!”
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点“二杆子”气的。总觉得书生报国，要敢于犯颜直谏，对国家是这样，对地方当局也应当是这样。
1987年吧，我在某县担任副书记之职，虽是挂职，却是正式选举后出任的。那时全省正处于经济战略调整时期，不说发展什么农业和轻工业了，说往后要把山西省建成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还说这是中央给山西的任务，是山西的光荣。
我听了不以为然，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真要这样做了，山西在全国的地位，只会下降而不会上升。你想嘛，所谓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能源不用说了，是煤炭，而重化工的原料，也是煤炭，这几乎等于说，往后山西只要发展煤炭一项就行了。这样畸型发展下去，久而久之，空气污染，地表塌陷，资源耗尽，民不聊生，整个山西会成为一个“垃圾场”。等那个时候再觉察到这一战略的失误，全都迟了。
于是我便给山西省委写了一封长信，沉痛陈述了这样做的危害。我说，某大市是全国的轻工业基地，它用的棉纱是从外地买来的。某省全国的粮食基地，庄稼长了一茬，地不会下去一层，第二年再种还会长。而我们这个基地，煤只会越挖越少，煤田生长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消耗的速度，从理论上说，总有挖完的一天。再炼焦发电剩下的灰渣，只会堆在山西的地上，不会打包让人家连焦炭与电力一起带走。长此以往，山西不是成了一个灰渣堆了吗。
说是信，实际上是篇文章，名字叫《富国·富省·富民》。正好此前，原来从中央煤炭部调到山西当省长的王森浩又调回煤炭部(改为什么公司)任职去了，新任山西省长，仍是从煤炭部调来的，叫胡富国，不同处仅在王是外地人，而胡是本省人。我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山西人真不幸，刚走了一位富国的省长，又来了一位叫富国的省长。”
过了两三个月，没有信息，忽然有一天，收到山西省委办公厅一封信，里面是一份校样，说要把我的信登在一份叫《山西省情》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堂的内部刊物上，我看了看，基本意思都保留下来了，用语规范多了，只是我那句“富国”的话抹去了。后来并没有收到那份内部刊物，大概没登的成分据多。我还保留着那份校样，不知夹在什么地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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