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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死后，他请来了一位和尚。和尚带来了一棵树，树干插在地上。这棵树，枝干繁盛，和尚在各个枝干上点上了蜡烛。然后和尚一边念经，一边绕着这棵树转，尾随的先是死者的长子，接着家里的其他人都这样轮流绕着树转一圈，每人绕树时，其他站在旁边的人都要痛哭。传说这种仪式和烛光可以帮助魂灵到达阴间，不致迷路。
我浙南的家乡还留存着类似的繁复的丧葬仪式。据说某些地方依然还有“职业哭丧人”，他们可以给那些子孙稀少的死者家庭，增加哀恸的气氛。他们的“专业性”超乎我们的想象。有步骤、有不同的套曲，一唱三叹，时而哀嚎，时而倾诉，曲终收声敛气，干净利落。在死者家属的潜意识里，这似乎有助于死者平安到达阴间，退一步讲他们认为至少这是“尽孝”的最后一步。
在死亡之路上，中国人对死后仪式的迷恋超越了任何民族，这是否跟儒家对礼仪的崇奉有某种关联。很有趣的是，孔子最骄傲的弟子颜回死后，颜回的爸爸颜路和孔子商量这样一件事。他要孔子把车卖了，给颜回买一副椁。椁用来放棺木之外，还可放一些随葬品，属于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才能用的东西，而且相对贵重。孔子虽然很喜欢颜回，但是他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他的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棺没有椁，而且他现在的身份如同大夫，如果没有车，不成礼。后来门人厚葬颜回，孔子又在一边吐槽：颜回把我当作父亲看待啊，可是我却没有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他。这不是我的错，都是他们搞的。在他老人家看来厚葬颜回不合乎礼。我们看到孔子对待颜回的丧事的态度，其实不是虚伪，是真的对礼制的一种执着。可是，人性总是无法压抑的。颜回死了后，孔子哭过，而且是伤心欲绝地痛哭了一场，《论语》中说：子哭之恸。恸是极度悲伤，因为不合乎礼，旁边的人就劝孔子说：你太过伤心了。孔子回答到：我真的有悲伤过度吗?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呢?
每次读到关于颜渊死的这几节，我都会被打动。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家，前一年死了儿子，这一年他最喜欢的弟子也去了，他一生信奉的理想“周礼”，也不能掩盖住他内心本能的沉痛。这种痛固然有丧亲之痛，但是我大胆妄加揣测，这是否也包含了一个人面对自我生命即将走至终途时的某种哀愁与恐惧呢?
美国最早从事临终与死亡研究的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生，在自己的回忆录《生命之轮》中记述了自己第一次给学生上死亡课时的情形。她请来了一位十六岁罹患白血病的美丽少女琳达，琳达对着这群医学院的学生宣泄出了内心所有的想法，关于身处花样年华却只得几星期生命的感受，关于不能参加高中舞会、无法与心仪的男生约会的失落，关于医生和家人对真相的隐瞒，关于她在病房里煎熬的日日夜夜。大部分的学生都承认自己被琳达感动到了落泪。最后罗斯医生总结说：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反应是因这位濒死的女孩而起，但事实上这源于他们对自己必死的命运的恐慌感。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正面面对这种情感和恐惧：他们自己终有一日也会死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身处琳达的位置，会是什么样子。
这种对必死命运的恐慌感是否也部分构成了我们“讳谈死亡”的原因?而对死的恐慌，是我们先验地将死与痛苦画上了等号。与此同时，我们最通常的一个做法，就是对濒死的至亲隐瞒真相。我外公患癌时，病情被医生和家人瞒住了，有一天他拿着药瓶问自己的女儿，为什么标签上写的是：抗癌药物，是不是他得了癌症。家人骗他说，抗癌，抵抗癌症，说明这是预防癌症的药物，他将信将疑。以前我一直欣赏这个事情里某个阿姨的临场应变，不然外公肯定会被病“吓”死，而不是“病”死，这也代表了人们最普遍的观点。可是外公去世后，我的二姨时常提及，对外公隐瞒病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她说外公弥留之际，她在他的耳边细细地跟他道出实情：爸，不是我们不救你啊，实在是这病没办法医了。这个画面常常浮现在我脑海中，如果死而有灵，外公会不会感到遗憾，他原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人世未竟的事宜。
罗斯医生认为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学习了生命的最后这一课，才能从人生中毕业。她最著名的论断就是濒死病人的五个阶段：否定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她在《生命之轮》中这样描述濒死之人情绪的变化：我所有濒死的病人(事实上也包括每个失去过的人)，都会经历相似的心理历程。一开始他们会感到无比震惊，对此矢口否认，接着勃然大怒、乱发脾气，然后便陷入悲恸和痛苦之中，之后他们就开始和上帝讨价还价。他们万分沮丧地质问道：“为什么是我?”最后他们缩进自己的小天地里，与世隔绝，希望能够求得内心的安宁，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她开展的生死研讨会，对于病人的意义就是“如果病人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汇总释放出自己的情感，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病人就能过上光明的日子，最后得以安详地死去。”
所以一个濒死者，他们需要的根本不是用尽一切方法，多留在人世一段时间。而是宣泄出面对生命终途的愤怒与悲痛、完成未了的心愿、排解内心的恐惧，平静安宁地在亲人的爱中离去。
在罗斯医生将临终关怀推广开来之前的美国社会，普通人害怕谈生命的终结，对死亡充满了恐怖的想象，医生将病人的死亡视为自己的失败，医院里所有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这与我们当下对死亡的处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我们还在于将处理死亡的重心放错了位置。在中国临终关怀医院寥寥无几，从事临终关怀的专业人士更是少之又少。与此同时，相对于海峡彼岸的台湾，我们大学的生死学研究简直不值一提，更别提将生死学纳入到学生的必修课中。我们在死亡之路上，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死亡之后的仪式上，对于濒死之人和丧亲之人的抚慰却忽略了。
在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中，写了一次伍尔芙和她的外甥外甥女们面对一只濒死的野鸟的场景。其中一个外甥女欢快地嚷着要给这只鸟举行一个葬礼，她要在葬礼上唱歌。而外甥严厉地制止了小女孩：它还活着呐。迈克尔此时给这个敏感的作家写下了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上帝保佑你，昆廷，弗吉尼亚心里想到。有朝一日会不会是你握住我的手，照料着我的临终时刻，而其他的人都在偷偷的练习将要在我的葬礼上发表的悼词。
最初的葬仪或许都是对故去之人的追思，但世代累加、时代变迁，我们遗忘了最重要的是抚慰濒死者与丧亲者，而不是迷恋于徒留形式的繁复的死后仪式，以及给伪善者提供表演的舞台。
七十一岁时的罗斯医生在书中回顾了自己这一生，如何生出对濒死与死亡的研究兴趣，如何开展一场场与濒死者对话的研讨会。她帮助了无数的濒死者安然地走过死亡这道坎，也让许许多多的丧亲者走出了黑暗的岁月。在回忆录的结尾，罗斯医生否定了死亡的可怕，在她看来，“只要有爱，人生中的一切都可以忍受”。
1985年的6月，海子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我不声不响地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爱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我们生命的降临与死亡都那么的不由自主，无法抉择。就如诗题《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所传达的那样，命运如此无常无奈。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人或自己学会在这样的不由自主里坦然地走完全程。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我想我已经够小心翼翼的
我的脚趾正好十个
我的手指正好十个
我生下来时哭几声
我死去时别人又哭
我不声不响地
带来自己这个包袱
尽管我不喜爱自己
但我还是悄悄打开
我在黄昏时坐在地球上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晚上
我就不在地球上 早上同样
地球在你屁股下
结结实实
老不死的地球你好
或者我干脆就是树枝
我以前睡在黑暗的壳里
我的脑袋就是我的边疆
就是一颗梨
在我成形之前
我是知冷知热的白花
或者我的脑袋是一只猫
安放在肩膀上
造我的女主人荷月远去
成群的阳光照着大猫小猫
我的呼吸
一直在证明
树叶飘飘
我不能放弃幸福
或相反
我以痛苦为生
埋葬半截
来到村口或山上
我盯住人们死看：
呀，生硬的黄土，人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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